“法院判了我的地，但我还是进不去”——重庆江津屈焕泽土地纠纷案调查：一场赢了官司、丢了土地的荒诞困局

2025年春节前夕，重庆市江津区中山镇四合村的田坎上，65岁的屈焕泽站在一片被挖成鱼塘的土地边，脚边是枯黄的杂草和散落的泥土。

这片2.27亩的“生期坪”田块，他从1987年分家时就开始耕种，种了三十多年水稻。如今水面浑浊，边上种满了花椒树——那是同村村民屈焕六的手笔。

屈焕泽手里捏着一份2024年5月22日江津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，上面白纸黑字写着：“确认原告屈焕泽对‘生期坪’2.27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。”

“法院判了是我的地，可我还是进不去。”屈焕泽把判决书折好，塞回口袋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带着一股压了几年的闷气，“鱼塘还在，花椒树还在，屈焕六照样在里面养鱼收花椒。我这官司，打赢跟没打赢有啥区别？”

一段跨越38年的土地记忆

屈焕泽和屈焕六是同宗兄弟，两家住在一个院子里长大。1987年，赶上30年不变的增人不增地，减人不减地的政策，母亲名下的土地被分成6份，屈焕泽、屈焕六、屈小梅三人抓阄分配。屈焕泽分到了母亲那份“生期坪”田块，以及旁边的自留地。

“那时候村里人都知道，那块地我从我妈那里分到的。”屈焕泽回忆。

1995年，屈焕泽外出务工，把“生期坪”暂时交给屈焕六代耕。两人签了一份手写的流转协议，约定了一个关键条款：如果10年内屈焕泽结婚生子，屈焕六必须归还土地。

1999年，屈焕泽结婚。按协议，他有权收回土地。2005年，他正式提出收回，屈焕六口头答应了，但依然没有归还。屈焕泽当时没太在意——“都是本家兄弟，想着慢慢来。”

这一慢，就慢出了大问题。

鱼塘与花椒树的“意外”

2017年前后，屈焕泽发现不对劲了。他回到村里，看到自家的“生期坪”田块已经被挖成了一个鱼塘，边上还种上了密密麻麻的花椒树。

“我当时人就傻了。”屈焕泽说，“我问他（屈焕六）为啥挖我的田，他说‘我种的，就是我的’。”

屈焕泽找到村民小组和村委会反映情况，得到的答复模棱两可：“你们自己协商解决。”他又找到镇上的农业服务中心，工作人员告诉他：“等确权的时候再说吧。”

2022年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推进到四合村。屈焕泽满心期待，以为确权能帮他拿回土地。结果确权结果出来后，他的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面积为3.44亩，而那块争议的2.27亩“生期坪”田块，赫然被划在了屈焕六的名下。

“我种了三十多年的地，一夜之间变成别人的了。”屈焕泽说这话时，嘴角微微发抖。

一场“惨胜”的官司

2023年10月，屈焕泽一纸诉状将屈焕六和四合村村民小组告上法庭，要求确认自己对“生期坪”2.2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，并要求屈焕六恢复土地原状、赔偿损失。

2024年5月22日，江津区人民法院作出（2024）渝0116民初4746号判决。

判决结果让屈焕泽五味杂陈：

法院支持了他的一部分诉求——确认他对“生期坪”2.27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。法官查明，2004年12月16日，屈焕泽作为代表与村民小组签订了包含该地块的承包合同，2010年颁发的权证也记载了该地块。

但法院驳回了他的另一部分诉求——要求屈焕六恢复土地原状、赔偿损失的请求，被全部驳回。理由是：“无证据证明屈焕六及村民小组实施了侵权行为。”

“他把我的田挖成了鱼塘，种上了花椒树，这还不叫侵权？”屈焕泽不理解。

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，法院虽然确认了屈焕六与村民小组在2022年签订的承包合同无效，但并没有在判决主文中明确写入“确认合同无效”的字样，也没有要求屈焕六返还土地。

于是，一个荒诞的局面出现了：屈焕泽在法律上拥有了“生期坪”2.2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，但在现实中，那片土地依然是鱼塘加花椒树，屈焕六照常养鱼、摘花椒，屈焕泽一步也踏不进去。

“赢了官司，输了地”

屈焕泽的代理律师私下告诉他，这种“确权成功但执行困难”的情况，在农村土地纠纷中并不少见。

“法院确认了你的权利，但没有判决对方返还土地，也没有判决对方拆除鱼塘、砍掉花椒树。这就意味着，你需要另案起诉要求排除妨害。”律师解释说。

可另案起诉，意味着又要重新收集证据、重新立案、重新开庭，又是一年半载的时间，又是一笔诉讼费用。对于一个65岁的农民来说，时间和金钱都是奢侈品。

屈焕泽不甘心。2024年7月，他向江津区人民检察院递交了《民事检察监督申请书》，请求检察院对一审判决提起抗诉。

他在申请书中写道：“法院既然确认了2.27亩土地归我承包经营，为什么不判决对方返还？为什么不判决恢复原状？这等于给了我一把打不开门的钥匙。”

2025年1月，江津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在给他的信访回复中明确表态：法院判决无误，争议土地不在屈焕泽现持有的承包经营权证范围内。 这个回复让屈焕泽更加困惑——“法院明明判了是我的，怎么又说不在我的证里？”

事实上，这里存在一个技术性矛盾：法院确认了屈焕泽对2.27亩土地的承包经营权，但他的承包经营权证上登记的3.44亩并不包含这2.27亩。也就是说，法院的判决与确权登记之间存在脱节——判决改了权利归属，但登记簿没改。

谁在“不作为”？

屈焕泽的案子，折射出农村土地纠纷中几个令人深思的问题：

第一，基层调解形同虚设。 从2017年屈焕泽发现问题，到2023年起诉，中间整整6年，村委会、村民小组、镇政府没有一次有效的调解。每一次屈焕泽去找，得到的答复都是“你们自己商量”“等确权再说”。如果基层组织能在早期介入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，也许就不会走到对簿公堂这一步。

第二，确权程序存在漏洞。 2022年确权时，争议地块被划给了屈焕六。屈焕泽质疑：既然2004年的承包合同和2010年的权证都记载了这块地，确权时为什么不核实原始档案？是谁批准了变更登记？这里面有没有程序违规？

第三，法院判决执行乏力。 判决确认了屈焕泽的权利，却没有附带任何执行措施。鱼塘还在，花椒树还在，侵权状态持续。这让胜诉的一方感到“赢了官司输了地”，法律的权威也因此打了折扣。

第四，部门之间踢皮球。 法院说“判决已下，执行找执行局”，农业农村委说“我们只管政策解释”，检察院说“抗诉审查需要时间”。屈焕泽像一个皮球，被踢来踢去，始终找不到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出口。

“我不要钱，我就要我的地”

屈焕泽现在的诉求很简单：要么让屈焕六把鱼塘填平、把花椒树砍掉，把土地恢复原状还给我；要么让政府依法征收这块地，给我相应的补偿。

“我不要钱，我就要我的地。”他说，“我今年65了，我不能让这块地在我手上没了。”

他还想不通一个问题：“法院都说那块地是我的了，为什么我还是进不去？难道法律判了不算数吗？”

这个问题，或许不只是屈焕泽一个人的困惑。

手记：

采访结束时，屈焕泽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被折叠得有些磨损的判决书，又看了一遍。判决书上“确认原告屈焕泽对‘生期坪’2.27亩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”那行字，他已经能背下来了。

“有时候半夜醒了，我就拿出来看看，告诉自己：法院说了，这是我的地。”他苦笑了一下，“可天亮了一出门，那片地还是别人的。”

农村土地纠纷，从来不只是法律问题，更是人心问题。当一位老农拿着一份生效判决书，却依然进不了自家的地，我们或许该问问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

是调解机制失灵了？是确权程序有漏洞？是判决执行不到位？还是部门之间的壁垒太厚？

答案可能都有。但最根本的原因或许是：当一个普通农民想要维护自己最基本的土地权益时，他发现所有的门都开着，但每一扇门后面都站着一个人，告诉他“这事不归我管”。

截至发稿，屈焕泽还在等检察院的抗诉结果。他说他不怕等，“反正我已经等了快40年了，再等几年也无所谓。我就是想知道，这个世道还有没有说理的地方。”

那片被挖成鱼塘的土地上，花椒树又长高了一截。水面上飘着几片落叶，安安静静的，像是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
（本文基于当事人陈述及公开资料整理代为发布，如有不实言论我们不承担法律责任，如有雷同纯属巧合，侵权请联系更改。）

来源：https://baijiahao.baidu.com/s?id=1869291795348160055